星期一, 五月 30, 2005

啫大奶和西施螺

paipai-买液晶送冚家外带桶 说:
你想做啫大奶还是西施螺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what?


paipai-买液晶送冚家外带桶 说:
Jedi Night/Sith Lord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哦。。。。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呵呵。。。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knight啊。。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不是night


paipai-买液晶送冚家外带桶 说:
啫大骑士

paipai-买液晶送冚家外带桶 说:
你改名做啫大武士如何


Kevin 招聘程序员,懂MIS,数据库,JAVA 说:
就叫啫大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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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五月 24, 2005

[转贴]晾衣架上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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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五月 21, 2005

[转贴]提供视频的更是好同志

玛索是个好同志,提供不带网格图片的也是好同志!

每一次她都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星期三, 五月 18, 2005

好卫生的棉花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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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五月 17, 2005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找一首歌

苹果日报 2005年5月15日 Always on Sunday

龙应台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

MM:

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份。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脑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量跟 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档,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
不过你们还是影响了我对「歌曲」的喜爱。我喜欢旋律优美的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Hiphop「嘻哈」音乐狂热,随之深入了美国的黑人文化。听「嘻哈」的时候,我一般不听大家都在听的热门歌曲,而是寻找一般人不知道的冷门曲子。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的曲子,而且是朋友里没人听说过的,那真是如获至宝。拿这曲子和同样兴趣的朋友共享,大伙一起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最深刻的隐喻和最奇怪的思想观念,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不能跟你解释,因为那种经验是只为那一个时刻和气氛而存在的,就如同那些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

对我而言,一支歌曲好不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不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行。一支歌,如果能散发出最好的气氛,不一定需要最好的歌词,因为气氛本身能使人愉快或是悲伤。歌词写得好,能让你会心微笑或者沉入忧郁。音乐好,歌就缠住了你的脑袋,不管它的词多笨或者气氛不怎样。

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时,它就真的完了。不管那首歌的歌词有多么深刻,旋律有多么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唱它,每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的人一边看足球赛一边都在哼它,这支歌就被「谋杀」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Kitsch!所以我绝不「滥」听歌。有时候,我会放三十首歌,一支一支听,心里其实一直等,等 那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的时候,那个美感值更高。

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地醒来,看见外面纯净深蓝的天空,可以听一支深爱的歌──还有 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而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的时候,我就紧张了:老天,我需要一首新歌。这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寻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课里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在别人的派对上突然飘过来的一支歌,MTV里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是网络。

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了,可是,MM,我有不同的看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那么多的廉价歌手,粗制了那么大量俗烂的音乐,赚饱了钱,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听完就丢;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碟片,才值得你掏钱去买。

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难道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革掉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活路,找到了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不是乐迷。但是,MM,你「迷」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和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窥探的一种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

安德烈

龙应台回复长子的信

这哪是菩提树?

亲爱的安德烈:

你知道吗?我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是欧美歌曲。小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或者大家都会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的歌词恬淡典雅,像宋词,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的古典音乐,长大之后才知道曲子都是从美国或德国的歌曲改编的。

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教得特别多:「罗蕾莱」,「菩提树」,「野玫瑰」,「鳟鱼」…舒伯特的「冬之旅」里许多歌是我们从小就学唱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我后来到了德国,发现德国的孩子竟然不听不唱这些歌,我有多么惊讶。好像你到中国,发现中国孩子不读论语一样。

「菩提树」这首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因为舒伯特的音乐哀愁,因为穆勒的歌词美丽,可能也因为,菩提树在我们的心目中,牵动了许多与智慧、觉悟、更高层次灵魂的追求有关的联想。

菩提树,桑科,学名叫Ficusreligiosa,属名Ficus就是榕属(又称无花果属),而种名religiosa说明了这是「信仰」树。三千多年前,释迦摩尼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伽耶城南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此这个在印度原有「吉祥树」之称的毕钵罗树,就被称为Bodhi-druma,菩提树,「觉智」之树。而后阿育王的女儿带了一根菩提树的枝条,到了斯里兰卡古都的大眉伽林(Mahamegha),深深种下,到今天,那棵树仍旧枝叶葳蕤,而中国也在南朝时,也就是一千七百多年前,引进了菩提树,种在广州。我在今年一月到了广州光孝寺,去看六祖慧能剃度的那株菩提树,心中仍然万分的震动。你不知道慧能,我只能比喻,就仿佛你看见马丁路德手植的一棵树吧。

然后我发现,你们根本不唱舒伯特的歌。是的,音乐老师教你们欣赏歌剧,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分析舒伯特的「鳟鱼」,但是我们在学校音乐课里被当作「经典」和「古典」歌曲教唱的德国艺术歌曲,竟然在德国的音乐课里不算什么,我太讶异了。

「这种歌,」菲力普说,「跟时代脱节了吧!」

我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曾经感动了多少「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歌,被他说「脱节」;这种歌怎么会「脱节」?我怒怒地瞪了他一眼。

舒伯特这首歌的德文名称是Der Lindenbaum,中文和日文都被翻译做「菩提树」,于是当我到了东柏林那条有名的大街,Unterden Linden,以为夹道的应该就是「菩提树」了,但是那立在道旁的,却完全不是菩提树,而是一种我在台湾不曾见过的树。这究竟是什么树呢?它既不是菩提,为什么被译成「菩提」而被几代人传唱呢?

我花了好多时间搜索资料,查出来Linden可能叫做「椴树」,但我没见过椴树。打听之后,朋友说北京有我描述的这个树,于是我搜集了Linden树的叶片、花、果实,带到北京去一一比对。总算确认了,是的,舒伯特「冬之旅」中的这首曲子,应该翻译做「椴树」。

椴树,学名是Tiliaceae,属椴树科。花特别香,做出来的蜜,特别醇。椴树密布于中国东北。欧洲的椴树,是外来的,但是年代久远了,椴树成为中欧人心目中甜蜜的家乡之树。你知道吗,安德烈,从前,德国人还会在孩子初生的时候,在自己花园里植下一株椴树,相信椴树长好长坏就预测了孩子未来的命运。日耳曼人把椴树看做「和平」的象征,它的守护神就是女神芙瑞雅,生命和爱情之神。
追究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水井之处必有椴树,椴树对一个德国人而言,勾起的联想是温馨甜美的家园、和平静谧的生活、温暖的爱情和亲情。因此歌词是:


井旁边 大门前面
有一棵 椴树
我曾在树阴底下
做过甜梦无数…

舒伯特的漂泊旅人,忧苦思念的是他村子里的水井、椴树,和椴树的清香所深藏的静谧与深情。

安德烈,我被这个发现震住了。因为,「菩提树」所蕴含的意义和联想,很不一样啊。菩提树是追求超越,出世的,椴树是眷恋红尘,入世的。

至今我不知那翻译的人,是因为不认得椴树而译错,一错就错了将近一个世纪;还是因为,他其实知道,而决定以一个美学的理由故意误译。如果这首歌译成「椴树」,它或许不会被我们传唱一百年,因为「椴树」,一种从未见过、无从想象的树,在我们心中不能激起任何联想。而菩提树,却充满意义和远思。

最符合椴树的乡土村里意像的,对我们生长在亚热带的人而言,可能是榕树,但是对黑龙江满植椴树的地方,这首歌或许就该叫「椴树」呢。

回到你的「嘻哈」音乐,亲爱的,我想可能也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种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跨海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的意义就变了质。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被当作「酷」,而欧洲你认为是Kitsch的,可能被别的文化圈里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里,它可以像一条变色龙,我觉得不必太认真。

我的「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是什么?亲爱的,大概就是去找出椴树和菩提树的差别吧。

深爱你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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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向左走,向右走

苹果日报 2005年3月30日 Always on Sunday

龙应台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MM:

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谈的,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还是照踢。也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个十到十三年级的班都被叫到会议厅去集合。我到了会议厅,看见校长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才会有这样的阵仗。你也知道,德国学校一般是没有集会的,什么朝会、周会、升旗降旗、开学或结业什么的,都没有。

大家坐定了以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们高中部的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他约翰吧──被几个陌生人围殴受伤,我们学校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所有的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被打伤的同学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动啊。但是紧接着「流言」就开始了,而且「流言」还得到证实:打约翰的是本校学生,但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着他理论,打了他一个耳光,只是这样。

学校召集我们,想培养一个团结互爱的气氛,但是真相一出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超级反感。搞什么呀,我们是毕业班的学生,正在上一堂重点课,中断讲课,就为一个学生被人打了一个巴掌?
MM可能会觉得,嘿,安德烈,你怎么这么不讲道义,缺同情心,你应该支持那个被打的学生啊。

我只能告诉你,MM,我在这所中学九年了,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个笑话。克伦堡中学是一个典型的富裕的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抓着棒球棒打混架,学校当局也知道,但是从来没管过。怎么这一回,突然这么「积极」啊?

看我能不能跟你说清楚。德国中学分成三类,你知道的,「主干中学」(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开卡车、收垃圾、做码头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木匠锁匠到办公室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然后是Gymnasium「完全中学」(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学术菁英。我们的学校是一种综合中学,三类都在一个校园里。

我所看见的打架,基本上都发生在「主干中学」的班里,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适应的困难,所以很多学生也来自问题家庭。好,你现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为什么那些学生拿刀子追杀的时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个耳光,你就突然这么紧张,这么郑重?

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经八百告到学校去。我不敢说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么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并不都是流氓。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药的。他们只是跟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什么叫「尊敬」或者「荣誉」。他们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的攻击性,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同。

我认识这个被打的约翰,家里很有钱,是那种很幼稚、胆小怕事的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不会晚上溜出去会朋友,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年轻人,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根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的发展才真叫我火大。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很多同学上网讨论这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安妮」女生这样写:

我们学校越来越沈沦,越低级了,变成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痴横行的地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认为我们学校将来收学生时,应该要先看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再决定他够不够资格进来。我真的无法以学校为荣了,「那种」学生越来越多…

太荒谬了,MM,我并不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的打架都发生在「主干中学」,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主干中学」学生来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的很多,但是我无法接受学校把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没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菁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么回应那个「安妮」吗?只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安德烈

龙应台回复长子的信 

地平线有多远

安德烈:

台湾式新闻

很久没回台北了。昨天回来,就专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新闻。那一个多小时之中,四、五个新闻频道转来转去播报的都是一样的新闻内容,我综合给你听:

1.天气很冷,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于是山村里的小诊所就挤满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个人因为天冷而病发死亡。

2.半夜里地震,强度五点九。(是,确实摇得厉害,我被摇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里,等候,然后再睡)。电视报导得很长,镜头有:一,超市里的东西掉下来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预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异功能,预测了地震会来,但是预测日期错了。四,医院里护士被地震吓得哭了。六,有人抱着棉被逃出房子,带着肥猪扑满。

3.有个小偷在偷东西,刚好碰上地震,摔了下来,被逮个正着。小偷偷不到东西是「歹运」象征,所以他手里还抓着一条女人的内裤。

4.天气冷,人们洗热水澡,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尸体被抬出来。

5.宾馆里发现两具尸体。

6.一辆汽车冲进菜市场,撞伤了十来个人。

7.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猪圈里养了两年。

8.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有没有和彼此讲话。

9.街上有游行示威,反对中共制订「反分裂法」。镜头:老人晕倒,小孩啼哭,绑了蝴蝶结的可爱小狗儿们扑来扑去。

10.媒体采访北京的两会,记者们跑步进入会场,摔倒了。

11.灯节的灯熄了。

好了,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
叙利亚提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却又被美军枪击的义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新的报告,估计二零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万爱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进行中,莫尔多瓦今天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总统垄断媒体,做「置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华兹奎兹宣誓就职。

这有什么稀奇,你说?

左眼看世界

是蛮稀奇的,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创始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一九七二年乌拉圭开始让军人掌政,固然消灭了游击队,也为乌拉圭带来十三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被凌虐或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也是曾在监狱里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

可是你发现,莫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没有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不堪了。

华兹奎兹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

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

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华飞看。我想象,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么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连,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征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

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

理想主义之不可靠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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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阳光照耀你的路

苹果日报 2005年2月20日 Always on Sunday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反叛的代价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品质,这个品质,我或者有,或者没有,还要开拓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的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楣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准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于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彩,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药。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被破坏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坠入情网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十九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他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你也是,MM)。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所以,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跟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看起来没有关连,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坦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我对他的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慧。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安德烈


龙应台回覆长子的信

暴虎冯河,还是谋定而动?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回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记录了公元前722到前468年的中国历史)和「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460到前220年的中国历史)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我同时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辩,和左传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到监狱去试图说服他逃狱时,苏格拉底却和他进行一场道德辩论:

苏:…是否应坚信,不管多数人怎么想,不管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
克:是。
苏: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之事?
克:不能。
苏:也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暴治暴?
克:不能。
苏:…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但是克瑞多,你要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想法从来就不是多数人的想法。信不信服这种想法的人分歧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时,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可能可以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是「谋定而后动」或是「暴虎冯河」?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颗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颗放在玻璃窗边,一颗放在餐桌上,都用清水供着。窗边那颗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颗,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每一次痛苦都很真实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十九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上一次你和我谈「爱情」,是你十三岁那一年:

1998/9/20,午夜手记

安德烈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舞会,刚刚接他回家。在暗暗的车里,觉得他彷佛若有所思,欲言又止。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慢慢儿地,得知今晚班上的几个女孩子也在。

「那──音乐很吵了?」

「不吵,」他说,「是那种静静的音乐。」

「喔…」我思索,「那么是跳慢舞了?」

「对。」

又开了一段夜路;这段路上,两旁全是麦田,麦田边满满是野生的罂粟花,在苹果树下,开得火红。我开得很慢,秋夜的空气里,流荡着酸酸的苹果香。

半晌不说话的人突然说,「马力爱上我们班一个女生,今天晚上他跟她说了。」

「怎么说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和她跳舞的时候说的。」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认真地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说也看得出来。」
「喔…」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是故做镇定。

到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我们都坐着,不动。然后我说,「安,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吗?」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告诉我吗?」

他说,「会吧…」声音很轻,「大概会吧。」

今晚,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夜,十三岁的男孩心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许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点秘密的、忽然来袭捉摸不定的甜美的感觉?

平常竭尽所能拖延上床的他,早早和我说了晚安,关了房门。

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安德烈?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凭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十九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在这种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二十三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粉红色的蝴蝶结

歌德这样描写少年维特: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VonHimmelforderterdieschoenstenSterne/
UndvonderErdejedehoechsteLust);十九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迭的时候。你的手足无措,亲爱的,我们都经验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绯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十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四十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二十三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像: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十次,受伤二十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沈思,沈思的倾诉?

你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MM

安:andi_walther@yahoo.de
MM:ytlung@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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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新名词-激情犯罪

http://news.sina.com.cn/c/2005-05-15/00416643268.shtml

“刘立民平时表现一直不错,但一时冲动,是激情犯罪。”史水鸿说,是个人修养不够和一时的激情犯罪导致了好警察打死另一个好警察的悲剧。

和“顺奸”有异曲同工之妙。

[转贴]南方都市报:最高法院的荒唐逻辑

原文见: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428204&page=1


南方都市报:最高法院的荒唐逻辑


难道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了司法公正 

  2005-04-16 09:15:31  

 
  社论

  被无辜关押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但这一悲剧投石入湖的震荡,远远没有平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尚都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中。种种怨怒未消之下,另一方面却居然频频出现奇怪的言论:4月1日湖北高院向该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此案答媒体问时又说:“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针对前一番“总结经验说”,本报4月3日曾刊发社论表示“心寒”——明明当是11年铁窗关押了无罪之身的耻辱与教训,明明当是“有罪推定”、“先定后审”等司法恶制值得反思,如何竟能揪住“没冤杀”来当成一份功劳与经验?后一番所谓“纠正的司法公正”,更是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网络上的留言纷纷嘲笑,如果说这也是司法的公正,那“死而复生”的张在玉便算是代表了我们的司法。这样简单的道理,连法律的门外汉也可以一眼看出黑白是非,相信我们的最高法断不会指鹿为马。所以虽然发言者是最高法的副院长,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更有一番善意认定,万副院长的个人见识绝对代表不了最高法在佘祥林冤案上的反思水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不能将佘祥林这一次的沉冤得雪归功于我们的司法公正。正如眼睛雪亮的群众不约而同所指出的,是张在玉的“死而复生”救了佘祥林。而张在玉的重现,是峰回路转的意外,是世事悲婉的偶尔,是老天不忍的凄怆,是这样是那样都可以,但绝不是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司法制度并没有主动去为佘祥林寻找张在玉,甚至还将证明张在玉未死的村民倪乐平关押了3个月,将四处寻找张在玉在世证据的佘母关押9个月……所以,既然我们不能亵渎司法之力仅在于偶然的老天发慈悲,那就不能去贪天之功为己有。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佘祥林“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体现的反倒正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欠缺。当年种种证据不足、迹象可疑之下,我们的司法体系不能敦促办案人员去了解事实、追寻真相,相反却纵容“有罪推定”进行严刑逼供,显见司法公正迷失。此后时间推演、事态荒芜,案件的疑谜之处未消而侦查核实的手段进步,我们的司法体系也未见悲天悯人地重新提审案件,又何言纠正的司法公正存在?只有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等司法原则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司法体系才算是拥有了自查自纠的公正能力。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固然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这些尊重人权的司法原理,但距离真正地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尚有距离。而具体到佘祥林的绝处逢生,则显然已经是无罪的如山铁证显现,而并非是因为有某种司法自查自纠机制发力。

  “一次错判相当于十次犯罪”,这句司法警句表明,无论怎样的事后纠正,其实都无能弥补回原始的公正。再怎样的“最后纠正的结果”显然都不能弥补一个人被冤杀的不公,而佘祥林虽然幸未屈死,但年富力强之际11年高墙困顿、精神创伤,又岂是一句“你现在无罪了”可以讨回公道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法治之下设有国家赔偿和责任追究,而佘祥林能否申请到合情合理的赔偿金、当年铸就冤案的司法责任人会得到怎样的法律惩处,目前并不知晓。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讲,论及纠正的司法公正目前已经得到体现,难道不是言之过早吗?遑论还有上述因为替佘祥林作证申冤而遭关押、打击的亲人、村民,与佘祥林冤案原是一体。

  古代的皇权社会,雷霆雨露俱是皇恩,杀头诛族,都是要磕头谢恩的,沉冤得雪,更是要从心底称颂皇上圣明、感谢皇恩浩荡。但如今法治至上,民智不塞,自然会明白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不了司法公正。但佘祥林一案无疑蕴含了一个重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大契机,在这个契机面前,我们首先期待司法系统能够客观认识、勇于承认——就像1986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对沸沸扬扬长达两年的投毒杀人案审判作出裁决时表达的那样:“对于这一系列的错误裁决,我们表示反对,我们感到羞耻,虽然有些错误在当时似乎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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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湖北高法及中国最高法,竟然扯出了如此荒唐的逻辑,竟然把由张在玉引出的对错案的纠正,引为是司法公正的的体现。这个逻辑的荒唐,甚至于体现出了某种刻薄的意味:难道在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 已经现身的情况下,你们还有过不纠正错案的打算不成?正是为了体现司法公正,才最终决定了纠正?

正如南方都市报的这篇社论所言,这位最高法副院长的态度,已经可以表明了最高法对此事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真是不知怎么说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竟然复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试问“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何其遥远!你们的人民,还指望你们带领全国的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啊!

另外,作为一个媒体,《南方都市报》如此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国最高司法当局的荒唐,其背后的阻力、所受的压力已经可知。当一个中级法院都有生杀与夺之权的今天之中国,我们还得祝愿南方都市报的勇士们一路小心!

让我也代表一次:我们在关注着你们!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你不是一个“混蛋”

苹果日报 2005年1月23日 Always on Sunday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我的「忏悔录」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甚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七十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宾士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宾士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 BMW745的车,我穿着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呢?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甚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甚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没有甚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甚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甚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画,上街去游行抗议,设法去颠覆体制。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份,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资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甚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甚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中国的妇女在极不人道的工作环境里为耐吉做苦工,但我不会因而不买耐吉的运动鞋。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很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龙应台回覆长子的信

消极和积极的道德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甚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份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 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甚么胆汁、用甚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甚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甚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甚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甚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甚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 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甚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甚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甚么,不做甚么,做不到甚么。

我不觉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甚么了不起,你觉得呢?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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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16, 2005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我能不能“背叛”?

苹果日报 2004年12月19日 Always on Sunday
龙应台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问我,瞭我,不要「判」我

MM:
我觉得你──太紧张。记得夏天在新加坡时,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玩」的艺术,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要我写的过程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像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六零年代:披头四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 Woodstock, 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八十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九十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 techno, 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 头有德国pop, 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哈,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我要说的是,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伟大」的任何特征。电视里老是有特别节目在讨论或回忆逝去的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让我觉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被「做过」了,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又没什么新鲜的想像。我们的时代彷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我觉得你不瞭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设法去改变一些成规,而是,该有的规范我们就让它留在那儿,该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作决定的都只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很多同学可「勤奋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计画得好好的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干什么,很多人已经准备是要读到博士了。老师们也越来越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会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几乎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 安安静静地看一张碟片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

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John Mayer「没这回事」龙应台回覆儿子的信

青年日记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胶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零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共产主义最显着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共产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像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瞭」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 ,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罗唆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作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十五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MM:ytlung@hku.hkAndreas:state_of_mind@we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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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 如果你年轻却不清狂

苹果日报 2004年11月21日 Always On Sunday
龙应台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别抱怨,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得意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散。就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觉得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尔他岛和巴塞隆拿,但我真告诉你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在黄金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事情、朋友相聚时谈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你难道真以为我是个深沉复杂、假里假气的知识份子老学究?当然,有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MM,你失望吗?)──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夸张以便你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9/11》,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就罢了。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作教练,教七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很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吓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凉气对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么),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尔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纳米比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风俗,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大伙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

到马尔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满无聊的,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隆拿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五百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隆拿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隆拿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的青少年期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十八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安德烈
10/25/2004
收件人:LungYingtai
寄件人:Andreas
主 旨:Don'tpanick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份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

写信给MM(中、英或德文):ytlung@hku.hk

龙应台回覆儿子的信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十八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二十三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你懂吗?我们的「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连「玩」都是为了救国。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集体划一的动作。幼稚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东德的孩子,也是这么长大的;中国和北韩的孩子也是。台湾不是共产国家,可是并非只有共产国家操弄集体主义,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但是五零年代的西德在美国的扶持下走向民主,台湾却在美国的扶植下走向了国民党的专制。一九六八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我的一代人却在上爱党教育,玩爱国游戏。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中国狂烧,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份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作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蕀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隆拿,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可是你十八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忘了说,MM十八岁的时候常常跷课,每天在谈恋爱,没读什么书呢。而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MM
11/01/2004

收件人:Andreas
寄件人:LungYingtai
主 旨:urgent

安德烈: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尽速回信。

MM
写信给安德烈(英文或德文):state_of_mind@we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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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T-Back是可以吓死老公的

洛杉矶丑陋肥婆穿紧身内衣展示性感 当场吓死丈夫
现代快报
  据美国媒体5月13日报道,最近,美国洛杉矶一超级肥胖、容貌丑陋的女子由于穿上性感的紧身内衣裤,竟然将丈夫吓得心脏停止跳动,当场死在她面前。目前,这名女子已经被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
向丈夫展示性感
  日前,38岁的洛杉矶女子莎拉·马丁为了在结婚8周年时,向33岁的丈夫马库斯展示自己“女性化”和性感的一面,忽然突发奇想,从商场中买来最暴露和性感的紧身内衣裤———一件黑色的透明内衣和一条由极细丝带制成的黑色“丁”字裤。但是,这个女子似乎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结婚后,由于纵容自己暴饮暴食,导致她的体型迅速膨胀。
  目前,莎拉的体重已经达300斤,并且浑身上下布满了脂肪和赘肉,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肉球。由于超级肥胖,原本长相就平凡的莎拉由此变得极为丑陋,她的脸颊松散地垂了下来,双眼被肥肉挤成一条细缝,鼻子也陷在肉堆中,只露出2个黑色的小洞。而她原本漂亮的嘴唇也随着腮部的赘肉一起耷拉下垂,变得肥厚无比。更加令人不可置信的是,由于食用过多甜食,导致她满嘴的牙齿全部蛀掉、脱落,而她光秃秃的牙龈就像一个老妇人。
  但是,丑陋但却自信十足的女子莎拉根本没有在意自己的外形。莎拉穿上这套性感紧身内衣裤,并且在外面裹上丈夫的白衬衫,浓妆艳抹,精心打扮一番,躲在卧室,等待丈夫下班。
见怪物,丈夫惊叫一声被吓死
  傍晚,听到马库斯推门走入客厅的声音后,莎拉立刻冲出卧室,跳到他面前,脱下白衬衫,向他展示自己的“性感身材”。而一脸疲惫的马库斯在看到浓妆艳抹、穿着奇怪的妻子后,这个患有心脏病的可怜男子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他惊叫了一声,张大嘴巴,直直地向后倒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原本摆着“撩人”姿势,露出“性感”笑容,不断向丈夫抛媚眼的莎拉看到丈夫倒地后,以为他在与她开玩笑,便笑着走向他。在发现丈夫双眼圆睁,长时间没有丝毫气息后,莎拉才开始害怕。她立刻拨打报警电话,称自己的丈夫忽然倒地,并且已无气息。
肥婆的行为是蓄意谋杀
  闻讯赶至现场的警方看到站在一旁哭泣的莎拉后,所有人都立刻怔住了。一名警方人员说:“天啊,这简直太恐怖了,我几乎将晚餐吐出来。看到这一幕后,我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我急忙对她说:‘女士,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请你先将衣服穿起来吧。’之后,她便冲进卧室,在身上裹了一件浴衣。”
  另外一名警员说:“妈呀,我还以为看到了怪物。我现在才发现,我的妻子有多么美丽了。”
  好不容易回过神后,警方人员立刻将莎拉带回警察局。法医为马库斯进行尸检。法医惊骇地发现,这名男子在看到妻子的模样后,心脏由于无法承受视觉震撼,导致心脏停止而死亡。同时,法医还证实,马库斯有心脏病史,而他妻子的做法使得他心脏病发,当场死亡。
  警方调查人员罗伯特·坎农说:“别告诉我她不知道自己的穿着有多恶心,也别告诉我她不知道丈夫患有心脏病。她的行为是蓄意谋杀,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她穿着怪异的衣服,站在门后,以此惊吓她患有心脏病的丈夫。而这一举动无疑是用一把无形的手枪将他射杀。”
  而莎拉却坚持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她承认,自己的举动过于激烈,将丈夫吓了一大跳。马库斯的好友称:“莎拉变胖后,马库斯不愿与她发生性关系。但是,马库斯曾对我说过,结婚前,莎拉是一个迷人的辣妹。但她婚后便开始暴饮暴食,导致自己变得超级肥胖。”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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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02, 2005

挨踢人终于不怕失业了

美国纽约失业IT白领的新出路:改行作"拾狗粪者"?
据香港媒体援引外电报道,美国纽约市一名计算机程序人员因为工作外判而失业,他索性转行做清洁狗粪的自雇人士,乐天知命,生意竟然滔滔不绝。
42岁的雷莱士于3年前失业,且一直找不到工作,去年他索性转行拾狗粪,养活2名子女。他表示:“父母供我念了一个数学学位,现在我却成了一名铲狗粪的人。”
他现有逾100名客户,每人付他10美元一周,去清理后院的狗粪一次。雷莱士还自夸他的工作效率甚高,一小时可清理4至5个相邻的庭院。
美国现有6300万只狗犬,而每头狗每星期约拉屎23次,必须有人为牠们清理,雷莱士指出,他的大部份客户都是一些没时间或没意愿去清理狗粪的女主人。从前有“拾荒者”,现有“拾狗粪者”,这行业也在美国各地冒起,为失业大军带来些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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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月 01, 2005

[转贴]很少人能坚持看完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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